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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万世开太平:尧舜之道与中国之治

时间 : 2020-03-08 12:09:36来源 : 非常美文网    作者:胡春雨    点击:Tags标签: 为万世开太平:尧舜之道与中国之治
(原标题:为万世开太平:尧舜之道与中国之治)
为万世开太平:
  尧舜之道与中国之治
  作者:胡春雨
  
  引言: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孙中山
  
  反本复始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中华民族永恒的社会政治追求,人类文明大同理想的彼岸。自古“二帝三王之治”,乃历代仁人志士的崇高追求,岂是虚无缥缈的传说?无关赞颂独夫的家史。“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在中华文化史上,是历代典籍支撑起民族精神的殿堂。一部《尚书》,始于尧典,展开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脉络;一部《史记》,始于五帝,记录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隆轨;一部《论语》,终于尧曰,总结了中国之治人本的神髓。当我们的祖先为东方时空点亮了文明之火,没有人能替我们保存记忆。先民以大道至简、传神写照的笔法,把祖先开拓洪荒的伟业,镌刻在民族记忆中,沉淀在民族血脉里。《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茫茫古史,所以著在经籍、彪炳史册,在于其中永恒的价值典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内核,贯穿于国史前行的脉络。其中的源头,便是“尧舜之道”。 内容来自非常美文
  传统文化语境中所谓“道统”,乃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我之为我的精神谱系与文明基因,解答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根本命题。譬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国性——“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惟其如此,“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尽管对振兴中华的路径选择有所不同,孙中山先生总结其革命宗旨,仍不外道统思想。一个民族的复兴,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复兴,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如果说历史乃民族的根基,文化乃民族的灵魂,那么一个民族唯有自知才能自信,自尊才能自强,其中必有统绪,一以贯之。 内容来自非常美文
  然而随着西方文化霸权的确立,来自其历史进程的制度文明及其所谓普世价值,迄今垄断着话语权,似乎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尺。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从经过了义和团之后,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总是信仰外国,不敢信仰自己。”一方面是“言必称希腊”,一方面奠定中华文化基因的尧舜时代,几乎沦为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参天大树,必有其本,倘若对祖先失去敬畏,无异自伐根基。
  中华文化所谓“继天立极”、“建极绥猷”,即根植天道人情或曰自然法则,确立社会政治文明的基本准则,关乎一个民族的永续发展。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正在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终结着西方政治文明的终结论。在这个关口,回到中国政治文明的源头,用中国人的话语重读尧舜之道,对于重构话语体系,从根本上恢复民族自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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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一统
  
  早在向西方近代文明寻求民族出路的时代,孙中山先生就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习近平主席亦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制度好不好,首先看是否适合自己的国情。对中国而言,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大一统,关乎立国之体,关乎立国之势,奠定在文明的源头中。
  孔子著春秋,《公羊传》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开篇便是“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在汉武帝推行改革、诏定国是的历史关口,董仲舒亦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大一统的立国之体奠定于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中——五帝时代的开始,便是“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政治中心力量的衰落,导致天下大乱。“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可见,从三皇开辟到五帝定伦,中华文明经过漫长的沉淀,随着黄帝的统一战争,为民族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古“天下一家”,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的文明共同体,江山一统的观念深入骨髓,成为奠定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精神内核。 非常美文
  唐尧时代,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展现出“百姓昭明,合和万国,黎民于变时雍”的宏大气象,天子通过四岳等职官统一管理平定水患、选任接班人等大政,社会面貌向好发展。虞舜摄政后,“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同律度量衡”,显示出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进一步统一。中央政权通过立法和政绩考核等手段,有效开展国家管理,在任命大禹治水奠定九州的基础上,“肇十有二州”,实行当时条件下的政区管理。直到舜帝南巡,崩于今日湖南的零陵,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众多的遗迹与故事。史迹悠远,尽管难以通过考古证据逐一证实,但是九州的观念乃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国家便是最好的证据。历史不容虚无,中华文化经典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来自历史沉淀,空中楼阁里没有民族精神的殿堂。 内容来自非常美文
  大一统的立国规模,必然决定建政方式。就其中的治统传承,《史记》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体现了天下一家的延续性。纵观这段历史,给后人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以深刻启迪,与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迥然有异。例如:
  一、五帝时代战胜洪水等灭顶之灾,奠定中华文明,其前提条件,在于实现了政权的统一稳定与廉洁高效。后世韩非子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只有巩固中心才能维持大局,集中力量办大事。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每一个伟大时代的开辟莫不如此。在文化方面,与西方诺亚方舟的传说中,寄托宗教力量拯救人类的传统不同,中国人尊崇的是祖先的开辟之功,体现出人定胜天的洪荒伟力。
  二、在治统稳定的基础上,通过选贤与能与民主禅让,使来自民间的虞舜等杰出人才各尽所能,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央。舜庭赓歌的活跃气氛与尧舜禅让的民主气息,来自天下为公的情怀,其正义性来自仁民爱物的天理人情,代天子民的赤子丹心。与雅典政治的历史源流不同,在中华文明的源头上,从来没有出现西方式的选票民主,奠定了不同的政治伦理。毕竟,天下的概念与城邦的概念不能等量齐观,不同的历史脉络塑造着不同的国家形态。 www.verywen.com
  三、在治国理政上,所谓“奋庸熙帝之载”,即虞舜时代继承唐尧的优良传统,保持国策稳定,一茬接着一茬干,毕竟“罗马不可能一日建成”。从虞舜“同寅协恭和衷哉”的感叹来看,中国人历来崇尚和衷共济,追求和谐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尧舜时代的用人行政,往往通过会议协商的方式确定优选方案,通过“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实现对政绩的考察,通过“工以纳言,时而飏之”,广泛汲取民智、畅通民主渠道。这些优良传统,无疑与西方多党竞争、议会民主的理念大相径庭,与中国崇尚合和、天下一家的基本观念吻合。
  在中华文化的本意中,《荀子》所谓“君者,善群也”,故“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关于五帝的称谓,《三略》云:“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即在遵循规律治理社会之中,发挥中心作用。因此,在《孟子》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莫非以人为本、民惟邦本。近代以来,历经民主共和革命的沧桑巨变,很多传统概念被打上封建专制的标签,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与自己的祖先也要划清界限。通过回归其本来含义,在时代前行中发展其精神内涵,有利于盘活传统文化资源,重构话语体系,为中国之治厚植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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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归仁
  
  《礼记》讲“明德亲民”,《论语》讲“为政以德”,孔子指出,为政之道贵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否则,其弊端在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以德治国,追求社会和谐,重视道德教化对社会的支撑作用,乃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在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改造中,孙中山先生亦提出了“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的著名论断。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成为现代中国的必然选择。回到历史的源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高度概括了虞舜的丰功伟绩。
  崇尚德治首先是以德修身。“君子之德风”,一个社会精英阶层的精神面貌,对于推动文明进步至关重要。《史记》对唐尧的刻画,首先是“其仁如天”,而后才是“其知如神”,把执政者的仁德放在智慧前面,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四岳向唐尧推荐虞舜,首先便是舜的孝行。孔子所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中国自古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孝经》所讲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历史的选择,并非偶然,虞舜完美的道德品质与人格魅力,为千秋万代竖立了典范。 本文来自非常美文网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可见一个人品格决定其能走多远。关于执政者的品格,例如在《皋陶谟》中,皋陶强调要“慎阙身,修思永”,倡导了中华民族的修身传统,做好自己,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在人才选用的标准提出上,提出“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包含了以德为本、德才兼备的内涵。朝堂之上,皋陶、大禹和虞舜公开坦诚的相互劝勉,体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虞舜“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的训诫,集中体现了勤政、担当、廉洁、爱民的政治品格。大禹则提出“安汝止,惟几惟康”,则体现了谨慎理政、居安思危的思想。对天道和人民的敬畏尤为令人深思,譬如“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一个时代一旦失去了对天道和人民的敬畏,势必在膨胀中走向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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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乃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撑,决定着时代气运。难怪孙中山先生在拯救民族危亡之际,强调“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先生就已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社会治理中,德治意味着必须竖立共同的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唐尧将二位女儿嫁给虞舜,在培养考察接班人之际,给舜首先安排的工作是“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即根据天道人情确立了中国社会的伦常,理顺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基本社会关系,奠定了社会的伦理基础。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精神文明建设,绝非朝夕之功。在虞舜正式受禅之后,继续大力推动精神文明进步,尖锐批评当时的社会“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要求政府“敬敷五教,在宽。”只有人伦敦厚,风清气正,才有社会和谐,天长地久。 非常美文
  到了战国时代,《管子》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以德立国的思想,迄今颠扑不破。民国时代,内忧外患,用武之秋,孙中山先生为拯救中国开出的药方,却是“恢复我固有之道德”。在礼义廉耻的四维之外,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这些伟大思想,与今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遥相呼应。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与道德准则,对于社会的构建起着基础性作用,由来是国家的“稳定器”、社会的“方向盘”、民族的“主心骨”。
  最大的德治,是以人为本、民惟邦本,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从孔子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到韩非子的“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儒法两家追崇的圣人之道,莫不以人民为中心展开。后人对“尧天舜日”的企慕,也正在于此。
  尧舜禅让之际,唐尧对虞舜的训词是:“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可见,在托付天下之重的神圣时刻,唐尧不仅为中华民族提炼出立身处世的中庸之道,而且告诫继任者,天命在于人民的选择,社会的进步在于民生。虞舜受禅后发表讲话,首先是“食哉惟时,柔远能迩”,其中的含义,包含了顺应农时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以顺应民意、爱护人民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在时代的开拓前行中,皋陶指出,为政之要“在知人,在安民”,大禹对此表示“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可见知人是智、是用,安民是仁、是本。从平定水患到发展农业,从推广教育到谨慎刑罚,虞舜时代执政思路的展开,莫不体现了仁智兼赅的德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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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尧舜二帝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唐尧驾崩后,“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在继承前人事业的基础上,虞舜以毕生努力,完成了五帝时代奠定中华文明的伟业。在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孙中山先生毕生仰慕遥远的尧舜时代,推崇其中的民主精髓,来自对历史的深刻把握。
  
  伟大斗争
  
  所谓尧天舜日,似乎是一个光明普照大地的时代,然而尧舜时代恰恰是“下民昏垫”、“黎民阻饥”的动荡之世。一个时代的伟大,不在于花好月圆,而在于赢得斗争、开启太平。尧舜时代的伟大,正是在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中一路走来。为万世开太平:
  尧舜之道与中国之治
  作者:胡春雨
  
  引言: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孙中山 非常美文
  
  反本复始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中华民族永恒的社会政治追求,人类文明大同理想的彼岸。自古“二帝三王之治”,乃历代仁人志士的崇高追求,岂是虚无缥缈的传说?无关赞颂独夫的家史。“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在中华文化史上,是历代典籍支撑起民族精神的殿堂。一部《尚书》,始于尧典,展开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脉络;一部《史记》,始于五帝,记录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隆轨;一部《论语》,终于尧曰,总结了中国之治人本的神髓。当我们的祖先为东方时空点亮了文明之火,没有人能替我们保存记忆。先民以大道至简、传神写照的笔法,把祖先开拓洪荒的伟业,镌刻在民族记忆中,沉淀在民族血脉里。《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茫茫古史,所以著在经籍、彪炳史册,在于其中永恒的价值典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内核,贯穿于国史前行的脉络。其中的源头,便是“尧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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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语境中所谓“道统”,乃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我之为我的精神谱系与文明基因,解答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根本命题。譬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国性——“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惟其如此,“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尽管对振兴中华的路径选择有所不同,孙中山先生总结其革命宗旨,仍不外道统思想。一个民族的复兴,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复兴,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如果说历史乃民族的根基,文化乃民族的灵魂,那么一个民族唯有自知才能自信,自尊才能自强,其中必有统绪,一以贯之。 非常美文
  然而随着西方文化霸权的确立,来自其历史进程的制度文明及其所谓普世价值,迄今垄断着话语权,似乎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尺。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从经过了义和团之后,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总是信仰外国,不敢信仰自己。”一方面是“言必称希腊”,一方面奠定中华文化基因的尧舜时代,几乎沦为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参天大树,必有其本,倘若对祖先失去敬畏,无异自伐根基。
  中华文化所谓“继天立极”、“建极绥猷”,即根植天道人情或曰自然法则,确立社会政治文明的基本准则,关乎一个民族的永续发展。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正在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终结着西方政治文明的终结论。在这个关口,回到中国政治文明的源头,用中国人的话语重读尧舜之道,对于重构话语体系,从根本上恢复民族自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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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一统
  
  早在向西方近代文明寻求民族出路的时代,孙中山先生就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习近平主席亦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制度好不好,首先看是否适合自己的国情。对中国而言,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大一统,关乎立国之体,关乎立国之势,奠定在文明的源头中。
  孔子著春秋,《公羊传》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开篇便是“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在汉武帝推行改革、诏定国是的历史关口,董仲舒亦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大一统的立国之体奠定于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中——五帝时代的开始,便是“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政治中心力量的衰落,导致天下大乱。“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可见,从三皇开辟到五帝定伦,中华文明经过漫长的沉淀,随着黄帝的统一战争,为民族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古“天下一家”,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的文明共同体,江山一统的观念深入骨髓,成为奠定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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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尧时代,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展现出“百姓昭明,合和万国,黎民于变时雍”的宏大气象,天子通过四岳等职官统一管理平定水患、选任接班人等大政,社会面貌向好发展。虞舜摄政后,“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同律度量衡”,显示出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进一步统一。中央政权通过立法和政绩考核等手段,有效开展国家管理,在任命大禹治水奠定九州的基础上,“肇十有二州”,实行当时条件下的政区管理。直到舜帝南巡,崩于今日湖南的零陵,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众多的遗迹与故事。史迹悠远,尽管难以通过考古证据逐一证实,但是九州的观念乃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国家便是最好的证据。历史不容虚无,中华文化经典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来自历史沉淀,空中楼阁里没有民族精神的殿堂。
  大一统的立国规模,必然决定建政方式。就其中的治统传承,《史记》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体现了天下一家的延续性。纵观这段历史,给后人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以深刻启迪,与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迥然有异。例如: 本文来自非常美文网
  一、五帝时代战胜洪水等灭顶之灾,奠定中华文明,其前提条件,在于实现了政权的统一稳定与廉洁高效。后世韩非子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只有巩固中心才能维持大局,集中力量办大事。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每一个伟大时代的开辟莫不如此。在文化方面,与西方诺亚方舟的传说中,寄托宗教力量拯救人类的传统不同,中国人尊崇的是祖先的开辟之功,体现出人定胜天的洪荒伟力。
  二、在治统稳定的基础上,通过选贤与能与民主禅让,使来自民间的虞舜等杰出人才各尽所能,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央。舜庭赓歌的活跃气氛与尧舜禅让的民主气息,来自天下为公的情怀,其正义性来自仁民爱物的天理人情,代天子民的赤子丹心。与雅典政治的历史源流不同,在中华文明的源头上,从来没有出现西方式的选票民主,奠定了不同的政治伦理。毕竟,天下的概念与城邦的概念不能等量齐观,不同的历史脉络塑造着不同的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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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治国理政上,所谓“奋庸熙帝之载”,即虞舜时代继承唐尧的优良传统,保持国策稳定,一茬接着一茬干,毕竟“罗马不可能一日建成”。从虞舜“同寅协恭和衷哉”的感叹来看,中国人历来崇尚和衷共济,追求和谐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尧舜时代的用人行政,往往通过会议协商的方式确定优选方案,通过“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实现对政绩的考察,通过“工以纳言,时而飏之”,广泛汲取民智、畅通民主渠道。这些优良传统,无疑与西方多党竞争、议会民主的理念大相径庭,与中国崇尚合和、天下一家的基本观念吻合。
  在中华文化的本意中,《荀子》所谓“君者,善群也”,故“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关于五帝的称谓,《三略》云:“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即在遵循规律治理社会之中,发挥中心作用。因此,在《孟子》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莫非以人为本、民惟邦本。近代以来,历经民主共和革命的沧桑巨变,很多传统概念被打上封建专制的标签,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与自己的祖先也要划清界限。通过回归其本来含义,在时代前行中发展其精神内涵,有利于盘活传统文化资源,重构话语体系,为中国之治厚植根基。 www.verywen.com
  
  天下归仁
  
  《礼记》讲“明德亲民”,《论语》讲“为政以德”,孔子指出,为政之道贵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否则,其弊端在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以德治国,追求社会和谐,重视道德教化对社会的支撑作用,乃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在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改造中,孙中山先生亦提出了“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的著名论断。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成为现代中国的必然选择。回到历史的源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高度概括了虞舜的丰功伟绩。
  崇尚德治首先是以德修身。“君子之德风”,一个社会精英阶层的精神面貌,对于推动文明进步至关重要。《史记》对唐尧的刻画,首先是“其仁如天”,而后才是“其知如神”,把执政者的仁德放在智慧前面,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四岳向唐尧推荐虞舜,首先便是舜的孝行。孔子所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中国自古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孝经》所讲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历史的选择,并非偶然,虞舜完美的道德品质与人格魅力,为千秋万代竖立了典范。 内容来自非常美文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可见一个人品格决定其能走多远。关于执政者的品格,例如在《皋陶谟》中,皋陶强调要“慎阙身,修思永”,倡导了中华民族的修身传统,做好自己,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在人才选用的标准提出上,提出“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包含了以德为本、德才兼备的内涵。朝堂之上,皋陶、大禹和虞舜公开坦诚的相互劝勉,体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虞舜“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的训诫,集中体现了勤政、担当、廉洁、爱民的政治品格。大禹则提出“安汝止,惟几惟康”,则体现了谨慎理政、居安思危的思想。对天道和人民的敬畏尤为令人深思,譬如“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一个时代一旦失去了对天道和人民的敬畏,势必在膨胀中走向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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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乃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撑,决定着时代气运。难怪孙中山先生在拯救民族危亡之际,强调“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先生就已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社会治理中,德治意味着必须竖立共同的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唐尧将二位女儿嫁给虞舜,在培养考察接班人之际,给舜首先安排的工作是“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即根据天道人情确立了中国社会的伦常,理顺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基本社会关系,奠定了社会的伦理基础。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精神文明建设,绝非朝夕之功。在虞舜正式受禅之后,继续大力推动精神文明进步,尖锐批评当时的社会“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要求政府“敬敷五教,在宽。”只有人伦敦厚,风清气正,才有社会和谐,天长地久。 本文来自非常美文网
  到了战国时代,《管子》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以德立国的思想,迄今颠扑不破。民国时代,内忧外患,用武之秋,孙中山先生为拯救中国开出的药方,却是“恢复我固有之道德”。在礼义廉耻的四维之外,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这些伟大思想,与今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遥相呼应。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与道德准则,对于社会的构建起着基础性作用,由来是国家的“稳定器”、社会的“方向盘”、民族的“主心骨”。
  最大的德治,是以人为本、民惟邦本,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从孔子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到韩非子的“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儒法两家追崇的圣人之道,莫不以人民为中心展开。后人对“尧天舜日”的企慕,也正在于此。
  尧舜禅让之际,唐尧对虞舜的训词是:“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可见,在托付天下之重的神圣时刻,唐尧不仅为中华民族提炼出立身处世的中庸之道,而且告诫继任者,天命在于人民的选择,社会的进步在于民生。虞舜受禅后发表讲话,首先是“食哉惟时,柔远能迩”,其中的含义,包含了顺应农时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以顺应民意、爱护人民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在时代的开拓前行中,皋陶指出,为政之要“在知人,在安民”,大禹对此表示“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可见知人是智、是用,安民是仁、是本。从平定水患到发展农业,从推广教育到谨慎刑罚,虞舜时代执政思路的展开,莫不体现了仁智兼赅的德政精神。 内容来自非常美文
  尧舜二帝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唐尧驾崩后,“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在继承前人事业的基础上,虞舜以毕生努力,完成了五帝时代奠定中华文明的伟业。在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孙中山先生毕生仰慕遥远的尧舜时代,推崇其中的民主精髓,来自对历史的深刻把握。
  
  伟大斗争
  
  所谓尧天舜日,似乎是一个光明普照大地的时代,然而尧舜时代恰恰是“下民昏垫”、“黎民阻饥”的动荡之世。一个时代的伟大,不在于花好月圆,而在于赢得斗争、开启太平。尧舜时代的伟大,正是在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中一路走来。
  尧舜时代的斗争,首先是与自然界的生存斗争,在东方时空的“创世纪”中,重新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滔滔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那时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先民面临与洪水的殊死斗争,尧舜知人善任,把领导治水的重任交给了大禹。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足迹遍及中华大地,所谓“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重新开拓了神州大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茫茫禹迹,奠定九州,实乃一部改天换地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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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尧舜时代的斗争,是推动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黄帝战胜蚩尤之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格局,但南方的三苗势力依然对中原构成巨大威胁,尧舜时代对叛乱势力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在此过程中,虞舜所谓“分北三苗”,孔传云:“分北,流之不令相从。”孔颖达疏:“北,背也,善留恶去,使分背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策略。在大禹报告“苗顽弗即工”,不服从中央政府管理的时候,虞舜并不是一味使用武力,而是从自身建设做起:“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吾前教未由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而舞,有苗请服。”以德服人,化干戈为玉帛,通过文化建设,从根本上促进了民族的交流融合,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
  尧舜时代的斗争,是整顿内政清除各种腐朽势力。《史记》记载:“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丧失底线,为非作歹。“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淆乱是非,邪说害道。“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赋性凶恶,顽冥不化。“缙云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欲望膨胀,聚敛无度。可见,“四凶族”乃背景强大的利益集团,对社会治理构成了巨大威胁。唐尧时代未能清除,虞舜上任后坚决予以打击。同时,将代表社会正气、符合时代呼唤的“八元”、“八恺”等优秀人才重用起来,共同担负国家治理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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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尧舜时代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伟大建设,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发展才是根本出路。例如,委任大禹在治理水患的同时兴利除弊:“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贸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从发展农业着手,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同时重视发展商业,促进食品流通,增殖社会财富,为社会飞跃创造条件。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奠定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版图是不可想象的。纵观其中的建设思想,与孙中山先生从发展农业入手改善民生,繁荣商业谋求国富等建设思想,以及当代中国从农村着手开启改革试点,逐步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可谓异曲同工。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伟大时代都不是凭空而降,无不是伟大斗争的结果。以深度塑造中华文化面貌的周代为例,周人积德累仁发展生产,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其间出生入死,历经文武二王推翻殷纣残暴统治,以及周公东征平定诸侯叛乱之后,方开启了“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成康之治。以人类文明史上与罗马东西并峙的汉代为例,汉初国穷民尽,白登之战高帝被围七日,此后长期受匈奴压制。历经文景之治,数十年休养生息、积累国力,到汉武时代,对内削平七国之乱,对外赢得胡汉战争,方奠定了强汉之基。 copyright verywen.com
  历史的前行,总是一把斧子开天辟地赢得斗争,一把镰刀致力建设收割梦想,以一片丹诚塑造辉煌。时代的变迁,决定了不同时代面临不同特点的斗争,中华文化所谓大道,在于其中总有必由之路,在历史的前行中不期而然。尧舜时代,展开了一部宏大的建国方略,让子孙到今受其赐。
  
  建国方略
  
  家园因建设而美好,但建设不是种一株花,添一片瓦,而是科学规划、全面建设的展开,才能为子孙后代开创万年之基。
  历经伟大斗争和艰苦建设,虞舜给后人的形象却是“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一生勤苦的虞舜,在孔子口中似乎只是“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所谓无为而治,在于不折腾不妄作,顺应时势、因人之情,朱子所谓“圣人德盛而民化”。其歌词则是“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用今天的话说,“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包含了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目标的内涵。在中华文化中,琴者,和也,乃从内心到世界的和谐境界。 本文来自非常美文网
  虞舜正式受禅后,郑重来到当时最高国家殿堂的“文祖”,公布了治国方略:“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其中,以伯禹为司空,负责治理水患,“汝平水土,维是勉哉。”以弃负责发展经济,“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任命契负责文化教育,“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任命皋陶负责司法,“汝作士……维明能信”,奠定了宽仁谦抑的司法文化传统。以垂为共工负责工程建设,以益为朕虞负责资源开发。此外,任命伯夷“典朕三礼”、“以夔为典乐,教稚子”,鉴于“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任命龙为纳言,担任喉舌之官,奏响主旋律。在这些重大部署中,对各项事业提出的核心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
  经过委任责成,考核政绩,其效果是:“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而“唯禹之功为大”。 copyright verywen.com
  分析历史记载可知:虞舜英果明察,知人善任,汇聚顶尖人才,形成了团结奋进的领导集体,不啻人才强国的最高典范;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汲取民智,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以德为本,追求政治清明,营造和谐社会,促进民族团结;完善制度建设,开创了农、林、工、礼、乐、刑等职权部门,奠定了后世官职的基础;建设全面展开,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促进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尽管历史条件迥异,发展目标不同,比较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与其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的框架遥相对应。历经五帝以来的接续奋斗,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丰收,经济富裕、社会和谐、司法公正、政权巩固,战胜了滔天灾难。惟其如此,才能取得奠定中华文明的功绩,永受子孙万代的敬仰。
  其中礼乐文化的奠定,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关乎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与世界各大宗教文明不同,中国文化并非皈依神灵的信仰,而是基于人性的自觉,被钱穆先生喻为人文教:“中国人看法,性即是一自然,一切道从性而生,那就是自然人文合一……故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性情的,是道德的,道德发于性情,还是‘性道合一’。”这意味着社会生活要“发乎情止乎礼义”,通过习俗养成,将维系社会的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家庭生活的少长有礼,到国家生活的政治规矩,让社会有准则,人生有撙节。其中的基本精神,《荀子》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敬畏与感恩的品格,对于维系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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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法治不可能脱离信仰和德治单独起作用,必须建立在高度的精神文明基础上。由此出发,中华文化形成了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传统。脱胎于战国用武之秋的法家思想,重法术而轻文教,终究无法支持起社会文明的大厦,在中国历史上,纯用法术的强权政治,注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沉重灾难。尧舜时代首先推行礼义德化,在“典朕三礼”的同时加强司法建设,逐步展开了“礼乐政刑”的中国式治理逻辑。现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大战略中,习近平主席提出“德润人心,法安天下”,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乃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文艺不只是“歌乎呜呜,快耳目者”,实乃关乎民族精神的美育。《礼记》云:“夫乐者,乐也”。所谓乐,乃包括歌咏乐舞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大舞台,让人民优雅的表达思想,在艺术中陶冶情操,获得精神的升华与愉悦。虞舜在为中华文明确定“文化艺术总路线”时指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其中的文艺思想,突出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的规律,追求和谐至美的境界。直至今日,立足人民、服务社会,促进时代的文明进步,仍然是文艺事业应有的价值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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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彼岸
  
  《贞观政要》序有云:“二帝三王之治,后世莫能及者,顺人之道,尽乎仁义也。”尽管“朕惟三代之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尤莫若贞观之盛”,在这本记录盛世隆轨的大书中,历代序言却汲汲于二帝三王之治,诚以为政治极则,在此不再彼。其中的至意,不外乎“顺人之道,尽乎仁义”,寥寥八字,体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根本准则与终极追求。
  尧舜二帝的时代,也就是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追忆的大同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美好的彼岸不在杳不可知的天堂,而在于治国平天下,为万世开太平,让人类在美好的家园中安身立命。 内容来自非常美文
  大同是彼岸,没有终点,中华民族永远都在路上,展开无限的历史画卷。孙中山先生说:“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化现在之痛苦为极乐之天堂”。并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以恢弘的气魄,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理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华文明终极追求的内在联系。《中庸》所谓“道并行而不相害”,人类文明的精髓总是息息相通,在前行中不期而然。孙中山先生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之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以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社会主义从来不是机械的范式,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平等与共同富裕,为人民谋求幸福。尽管时代的语境不同,其中的精髓与理想,古今若一,在于以人民为中心。 本文来自非常美文网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回首百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斗争史、复兴史,就是一部从古典文明到现代文明的建设史、革命史。历经几代中国人的艰苦奋斗与不懈探索,终于重整河山,再次挽救民族于危亡。现在,在党的团结带领下,中国人民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将实现全面小康,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继续奋斗。习近平主席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关口,阐扬文化道统,重读尧舜之道,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找回自己;所贵正本清源,意在继古开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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