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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英灵

时间 : 2019-08-12 06:57:32来源 : 非常美文网    作者:艄夫    点击:Tags标签: 士的英灵

   士的英灵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孔子说:士是志心发奋追求道德的,如果某人对不漂亮的衣服、不好吃的饭食表示厌恶或以之为耻,那么,他根本达不到士的境界,也没有必要跟他讨论关于士的话题。
   士,是以人格精神论处,不由物质待遇界定。能够称之为士的人,是那些专致地追求在道的领域进行升华的有志者。而物质方面,只要有衣有食就行,即使粗布衣服、粗茶淡饭,也可以为之满足。因此,士要以安贫乐道为起码。
   精神,是内在的。物质,是外在的。有外在的表现而无内在的充实,是个空壳子。对空壳子的重视,是虚荣。虚荣属于主观臆断,并非客观现实。真正的现实,是精神与物质的内外相得而益彰。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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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不可不胸怀广大、意志坚韧,因为他要担负重大的任务去履行遥远的路途。重大的任务,是士要实行推己及人的仁道,这难道不是很重大吗?遥远的路途,是士要将推行仁道的任务一直做下去,至死而止,这难道不是很遥远吗?
   这是孔子门徒曾子(曾参,字子舆)的语录。这条语录,所说明的是士应当成为行仁载道的工具,也就是道器。做人,是要致用于世的,无用之人,犹如废物。能够成器,是已经有所作用了。但不宜为物而器,应当为道而用。因为,发挥作用为物质财富服务,会使有限的生命犹如沉沦地落在物质效应之中,使人终究只是行尸走肉般的块然一物。
   任重道远,是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与当下之况都要考虑并照顾着的。现实,不止于当下的身边与眼前。如果只是注重于眼前,那就是鼠目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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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子贡(端木赐,字子贡)向孔子请教:要怎么去做,才可以称得上是士呢?
   孔子回答: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自己都能够从中感知到羞耻与否,领了使命到四方各国活动,能够妥善地完成君主交代的任务,可以称之为士。
   子贡再问:那么,请问老师,次一等的士呢?
   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党们称他尊敬兄长。
   子贡又问:请问老师,再次一等的士呢?
   孔子说:说得到一定要做得到,做事一定要坚持到底,虽然不问是非、固执己见那是小人之为,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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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贡就问:那么,现在的那些从事于行政工作者,老师您看他们怎么样呢?
   孔子感叹说:咦!那都是一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能够算得上呢!
   这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明确地说明了成之为士的人并不由身份、地位、物质待遇来衡量,尽管“今之从政者”是卿、大夫、士,那些卿、大夫地位甚高,但不见得在精神修养上已达到了士的标准。因为,身份、地位、物质待遇,属于外在的现象,不是内在的成就;由内而外,是对自我的正确建立和对现实的顺应;由外而内,会迷乱自我与现实的客观联系。
  
   士,这个文字,从刚开始的时候,指的就是对人的称谓。但它不是统指所有的人。它的字形,“十”在“一”上,“一”是基础,“十”是可供发展的程度。因此,士就是知一之后而能得十,处于学习、上进、发展之中的人。
   在上古汉语(汉语在南北朝、五代十国之时,二次嬗变,以这二变而分上古汉语、中古汉语)的语境之中,民、人、士、君子、圣人,是人格从初级到高级的五个阶段。民,介于奴隶与体力劳动者之间。人,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有了可以从容的自由。士,成立了基本的人格,开始致力于人格的进步。君子,完善了人格。圣人,达到了人格的极致高度。从这五个阶段可以看出,人格虽然在文化意义上属于人之必需,但不是人人都能成立人格。活在尚无人格之中,生如行尸走肉。有了人格,方才可以使灵魂成就为精神,能够垂示后人。 www.verywen.com
   打个比方吧。一个人的来到世间,就像树上长出了一颗会开花的芽,并非每一个芽都能顺利地长成一朵美丽的花。花,犹如君子。万花之中最美的花就像圣人。未能开花的芽是民。长到了小苞苞地步是人。正准备开花的英,是士。
   英,原始字义是指尚未绽放的花朵;这一朵花已经具备了绽放的可能,正处于向绽放发展的阶段,它必将美丽。英华一词,其实是指英绽放为花,华与花的异体字。精华一词,指的是精秀的花。精英一词的词义,则是以英的原始字义为本自。
  
   始于隋朝而至清朝末期,绵延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十多万名进士。进士,顾名思义,是进身入士,也就是可以进授爵位。《礼记?王制》之中,有秀士、选士、俊士、造士、进士,科举制度的进士,正是义同《礼记》之进士。
   我们中国,有史之不久,就进入了由士、农、工、商这四种阶级之人组成的社会。士,是士大夫阶级。周朝官员,分为卿、大夫、士这三种官爵。卿等于相,叫做卿相;大夫是中层官员,士是低层官员。 本文来自非常美文网
   《礼记?王制》规定了公、侯、伯、子、男这五等爵位,“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士在男下,是有禄(上农夫食九人。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无爵不能世袭的官员。
   按照《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士的人数有限,周朝天子之下是八十一士,一个诸侯国有二十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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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制》对于选士,乃是:“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士是从民间选拔的(凡官民材),农、工、商的民与人,都有着成为士的可能。
   因为不能世袭,以才华之出众才会得到选拔,所以,士是最为活跃的。同样不能世爵的大夫,与士组成了士大夫阶级,则是古代社会的精英群体。
  
   《周礼?考工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王、公阶级,端正地坐着探讨道德。士、大夫阶级,对道德进行身体实践。
   人所应有的学习、上进、发展,是在道德范畴之中进行身体实践,注重于精神层面的“作而行之”,以之为第一义,其次才是对物质层面的注重。人不是动物,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动物只会猎食谋生,人可以在物质之上展开精神追求。人格的建立,是以精神来具备的。有了内在的精神,才会成为优秀而杰出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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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致力于学习、上进、发展,包括人格的进步、身份的提高、财富的获取,有了各种各样的士。著书立说的是学士,懂阴阳历算的是方士,会技术尤其擅长某一方面的是术士,为人出谋划策的是谋士,为知己者死的是勇士,充当战争中的杀人机器的是战士,行侠仗义的是侠士、义士,隐居之人是逸士、隐士,足智多谋之人是智士,志向远大而坚定之人是志士,品行高洁之人是修士,家境贫困而发奋上进之人是寒士,有德才而不当官之人是处士,依靠武力取得身份之人是武士。
   基于“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的选士方式,士的文化品格得到了标准化的明显。孔子所重视的就是这个品格标准。如果以士的身份待遇去对待,那么,士就会被建筑在“禄足以代其耕”的物质条件之中,从而成为“耻恶衣恶食者”的美衣美食之徒!
   古代的隐逸文化,对物质待遇较为鄙视。夏商之际的卞随(商汤在讨伐夏桀之前,曾和卞随商量,卞随拒不回答。汤打败桀,要把天下让给卞随,卞随认为受到污辱,投水自尽)、务光(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乃让天下于务光,务光不受,为之跳河而死),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的耻食周粟,都是有着极致高度的节士。孔子门徒颜回的陋巷简居,是典型的安贫乐道的寒士。著名的隐士,有唐尧之时的许由(尧要把君位让给许由,许由为了推辞,逃于箕山下,尧又让他做九州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到这些世俗浊言)、巢父(因在树上巢居而得名。尧要把君位让给巢父,巢父非但不接受,还劝许由隐居),春秋之时的介之推(坚持不事官职进行山中隐居,遭到放火烧山的威胁而不屈从),秦汉之际的商山四皓(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黄石公,东汉的严子陵,魏晋之时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浔阳三隐(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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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士之所以鄙视物质待遇,乃是因为他们并非无力去博取更高的物质享受。这就像是狂放旷达、标显风骨的嵇康,生前反对名教(越名教而任自然),临终之前遗书教育儿子遵循礼教,要按照“士志于道”的传统进行立志。这并非嵇康对自己的否定,而是说明了山上的云霞不是山下所能观赏的。名教如山,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境界犹如山上的云霞,是以深谙名教并进行反思为基础的,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必须从山下攀登至山上。
  
   建立人格精神的途径,就是很基本的人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道的逐级发展,也是士的升华自我的途径。士的处世智慧不仅仅在于面对危机、困境或选择之时的应机、应境、应变,还要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人生信仰和价值取向。因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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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是现实化的。一切现实,都承载着与之相应的文化、精神,若是丧失了精神,文化就会堕落于物质中!因此,支撑士大夫这一阶级的文化的内涵,是士大夫精神。
   当今社会,太多的“士大夫”(官员)因为权力、金钱、美女走上不归路,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士大夫精神的缺失吗?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每一个人必须明确地拥有符合于社会性的文化目标与价值取向,这是每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一旦缺失,其痛苦将会更甚于物质匮乏的折磨。斗与筲,都是物质容器,一斗是十斤,一筲是十二斤,也就是一斗两斤。斗筲之人,是指被有限的物质装满的人,他们再也没有余量去容纳别的东西!
   为权力、金钱、美女而承载的斗筲之人,其实,连人格都得不建立!因为,他们除了用身份、地位、权势、物质财富来取悦自己并以其压别人的方式来凸显权威和表现他的优越,便不能直面他的基本人性了,更是做不到与别人平等相待。真正的士大夫精神,是志于道的弘毅,是以气度服人,并非以身份、地位压人,更非利用权势欺人。 verywen.com
  
   关于名教,如果僵化为教条主义,那么,是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但如果在教条僵化之时为了反对教条竟否定名教,这却是比教条主义更能害人的。因为,会僵化的是形式,注重形式表现会僵化了名教;但名教的内涵是有弹性并具有灵活发挥的不可僵化。形同而内异,是文饰而质非的,这种表里不一的重于外而轻于内,其实并非名教,而是显名隐教乃至有名无教。所以,正确地认识名教,要对名、教进行文、质的辨别,从而纠正其内外有异的错误,这种纠正可不能以逆反的方式来实现。为了反对教条就去否定名教,这只是逆反而已!
   《史记?卫康叔世家》:“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割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说的是孔子门徒子路(仲由)死于卫国内乱。卫灵公的太子发动政变,子路在这场政变中与叛党的二位武士(下石乞、盂黡)战斗,子路被对手割断了固定帽子的缨带,帽子脱落,子路便在被杀之前重新戴上帽子系好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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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达到“君子死,冠不免”之文明形式的“结缨而死”,会走向教条主义。但一人遭到二人的敌对之时能够完成“结缨”的文明形式,这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不怕死,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争取文明,并非以暴制暴,而是要以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对文明进行坚持,尤其是遭到暴力之时。如果将这种坚持予以否定,那么,好死不如赖活的屈从于扭曲,只会令人落入生不如死的地步!
   真正的生,是不怕死的。因不怕死,才会复活(其实是再生)。若怕死,就会堕落了生的精神,从而只是计较并沿续着动物般的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并非好死不如赖活,而是要以勇于抵抗势力扭曲的不怕死的无畏精神去完成对下一代文明建树的期望;人类社会若是丧失了这种期望,那么,男男女女的营营碌碌,就与蝼蚁无异的了!
  
   《大戴礼记?曾子问》:“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能够完成现实之中的内涵建树,是神。能够达到物质生命终止之后对现实内涵的遗留,是灵。以志心于道、任重道远地成就精英式的现实建树,从而以高标的品格、作风、精神启迪后代,是士的英灵。 非常美文
   生存在最最基本的衣食条件之间,即挣扎于起码的温饱线上,是奴隶化的民。为了自养自活自给自足,并达成于此,是开始做人了。能够自养自活自给自足了,才可以建立人格。士的英灵,是向建立人格的修炼进行启示的。
   具备了衣食供给之基础还在一味贪图获取更多的财物,那是被物质奴役。如果做人只是重视于物质财富的不断丰裕,人类社会岂非只是为了在地球表面突出于金碧辉煌的雕饰,将世界用黄金进行包装?那么,谋财害人,就会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大表现,从而使民主、平等、自由无地以容!人类世界除了弱肉强食的人吃人,也就再无其他的了!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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