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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泪回忆父亲

时间 : 2018-07-28 19:07:04来源 : 非常美文网   作者:故宫老石头   点击:Tags标签: 含泪 回忆父亲
     我的父亲石方才,生于癸丑年十二月十四日(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元月9日)。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就整整一百岁了。
    但他享年只有58岁。
    我想“享年”,就应该是享受人间天伦之乐,具有----甜蜜的幼年,快乐的童年,追梦的青年,富有的中年和享受的晚年。
    可父亲活着的时候有的只是----羞涩的幼年,苦难的童年,奔波的青年,艰辛劳碌的中年和没有了的晚年。
    如其说父亲享年58岁,还不如说是忍受58年。

(一 ) 羞  涩  的  幼  年  
       我的老家在湖北阳新狄田的一个偏远的乡村里,叫石德远,也叫石玉挽,现在叫十八折乡。据《石氏宗谱》记载:早在七百多年前宋末元初,战争频乃,民不聊生,关公肇基玉挽,辈伦五世 ,仍是单传,延至明洪武年间,关公玄孙德远,有三子七孙,由德远公之孙子初扑测此地,称为“德远庄”。至清乾隆已达360余户,人口数千。至15世有裴元公(1757——1843)生活在乾隆二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二年,生四子:聪光、发光、琅光、軒光;16世琅光、軒光是双生,軒光早殁 ,琅光生三子:名极、名文、名春;17世名春字景新、号熙和(1841——1888)生活在道光二十年至光绪十三年,享年47岁。是父亲的祖父,我的曾祖父,生四子:义功、义广、义帛 、义圭。义功、义广、义帛 都是早殁 ,18世义圭(1874——1929)字华国号守礼,享年55岁,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生二子;方兴、方才。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祖父义圭,可算是单独,又生二子,生活真的是羞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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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苦  难  的  童  年
     祖父义圭,可算是单独,又生二子,生活真的是羞涩。生活上吃了上餐愁下餐,没有兄弟的帮助,靠的是给别人做长工,打短工。
     听父亲在世时讲:那时长工一年下来的工钱,给的不是银子(钱),而是粮食:两箩筐干苕丝。苕丝,就是把红苕切成丝晒干,作为全年的粮食,要吃大米,那是过年时的奢侈品了。工钱就是两箩筐干苕丝,好歹就是两箩筐!穷人也有穷人的智慧:父辈们就把苕丝使劲的锤得小小的,几乎成了粉状,满满装上两箩筐,这样就比长长的两箩筐苕丝多多了。父亲小,也拼命的锤,他们知道,苕丝的多少决定着生命维持的长短啊。
       父亲不到15岁,父亲就没有了父亲,靠伯父收养,也就是兄弟俩相依为命吧,同样过着做长工,打短工的日子。哪还谈得上读书什么的。所以,我说父亲的童年是苦难的童年一点也不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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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奔  波  的   青  年
      父亲的青年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那时的中国,一片军阀混战。什么革命军、北伐军、国民党、共产党,相互厮杀,一片混战。父亲不知道什么军可以加入、什么党可以参加,他只信奉土地,信仰劳动,只有劳动,才能活着。所以,他什么军也没当,什么党也不是。是一个纯粹的劳动者。
父亲有了体力,为了生存,也出去当“脚夫”,就是给别人挑、搬东西,赚点银子。
       三十年代,日本进攻中国,国中无处不受日本人的蹂躏。好在石德远偏远贫赫,加之地形复杂,在战争时那种地形叫葫芦肚,进村路口有个崖头山,像马上要倒塌了一样,日本人到达此地时就报告太君:前面是葫芦口,一定有埋伏。所以,石德远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蹂躏。这是我父亲给我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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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生性倔强,外出当脚夫,不是什么人给钱叫挑就挑的。特别是那些说话鸡里哇啦像畜生让人听不懂的日本人,他是不干的,打,就让他打。别人教他叫喊疼,他就是不叫喊,让他打去,别人只好说他是哑巴,才不了了之。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还是靠一条扁担,四处奔波,当力夫生活也很艰辛,娶了邱氏,我的前母。生一子:循权。前母离世是很凄惨的:由于生活窘迫,赚的银两不能生存,靠借债维生。那时的债务都是高利贷,借人一升得还人一斗。到了年关,债主都来讨债,前母说这样的生活怎么过啊,就一头投进了门前的港里。。。。。。
       为了生存,父亲就只能是更加的奔波了。常听他说“过江西”。那就是当年的阳新龙港和江西瑞昌一带,常有白军和红军打仗的地方,遇到有搬运的就搬运,有农活就干农活。所以,父亲的农活是多方面多能耐的,什么事都会做,什么活都能干。栽秧割谷、扶犁打耙、撞油打油、制豆腐、烧火做饭样样精通。现在我还记得父亲常说的“构心犁”“构边犁”,制豆腐的“点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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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艰  辛  劳  碌  的  中  年
        1 949年全国解放了,父亲也结束了四处奔波的日子。当时兴国州(也就是现在的阳新城关镇)上街,有一方姓家,母亲带一四岁儿子相依为命,招夫养子,此时的父亲也是带一儿子无处着落,就这样建立了家庭。这位母亲,就是我的生母。
        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城乡划分成份:由穷至富依次为贫农、中农、地主;父亲是靠打长工和卖短工为生的,比贫农还贫,我家的成分是---贫雇农,还分得了一套房子约一百平米,是当时兴国上街邓家的一个私塾学堂。现在上街的99号付1号,时价300个大洋。是父亲在农业合作社时付清的。
      农业合作社时期,兴国上街是一个大队,有六个小队,我们家是三小队。
      父亲在生产队里是能人,他的栽秧割谷、扶犁打耙等等都派上了用场,还可以教别人,家庭成分又好,当时很多的职业都由他选。他,就选择当农民。叫他去城关里上班或在国营食堂当厨师,他说一个月才二十几块钱,那有什么用?他不去。叫他当“领导”队长什么的,他说我领导别人,还不如自己干了快些,他不干。父亲在生产队里确实是比上班拿的钱多些,他一个人是几个劳力:白天和生产队里的社员一样出工干活,拿一个劳力的工分;早晚给生产队里喂养四条牛(后来只三条牛),每条牛是3个工分,这又是一个劳力;还有就是半夜里给上街一个叫王老八的做豆腐,做好后去放牛然后正好是生产队里出工的时间,这又是一个劳动力;除此,还有“私留地”。。。。。。 www.verywen.com
       五十年代,农业大兴水利,到处做堤修水库,父亲是主力军。阳新的富水水库、阳新的王英水库,我父亲都参加了修建。他在完成自己的定额土方外,就去砍柴。砍的柴火给生产队里顶工分,还有多的,就拿回家烧饭。
       在王英水库修建期间,有一次,父亲喂养的牛和别的牛斗了起来。真正的斗牛是一个多么惨烈的场面啊:两牛相斗,两牛的双眼都发红,满山遍野的追打,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可。除了用火,是无法解开的。父亲想,如果自己养的牛被斗死了,不就少了3个工分?他就只身冲到两牛相斗中,妄图把牛扯开。结果,父亲被牛角顶到了父亲的左眼,当场把眼珠子给顶了出来,父亲用手把眼珠子扶了上去,但无用。后来,父亲的左眼是用假眼植上去的。从此,父亲的能见度是一只眼。
       1954年一场大洪水,长江周边人民深受其灾。我家土改时分的房屋也被冲跨了,好在有个“五架”就是木质的房框没有被冲跑,父亲就自己拣砖、和泥堆砌修好一直住到九十年代。当年得一子,取名“循水”,奶名“必”,寓意:必定过上好日子;1956年得一女,取名“循春”,奶名“竹”,意祝愿能过上安稳的日子;1958年又得一子,取名“循木”,奶名“树林”,意希望生活能像树林一样繁茂昌盛。这就是我了。 非常美文
       父亲没有文化,但他有:没有文化的文化。父亲可以说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他仅能在生产队里领钱或领东西时“画”上自己的大名“石方才”。别人看了,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个石方才没有文化。原来,他的签名是一个先生替他写的,然后父亲就照着样子画了出来,并记住,每次签字时就画,就画得“有文化”了。
       大跃进时,号召种苧蔴,每个苧蔴泼一桶粪。父亲说,让你一次吃半只猪的肉,你能吃得了啊?
       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没有文化,更不关心什么文化大革命。大哥方贤望当时是革命造反司令,父亲就训他:文化革命就文化革命,为什么搞起武斗来?大哥说,我不去打别人,别人就会来打你。父亲说:鬼话,我每天在挖地种菜,也没人来打我?的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一如既往的上地干活,照样养着生产队里的几条牛,没被人革过命,没被人打过。相反,大哥革命却革反了,成了反革命,后来去开“学习班”改造思想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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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有个“早请示”“晚汇报”,父亲也是不“懂”的,他说,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只知道早上去放牛,晚上去喂牛 。儿子你去。我?你去跟队长说:负债子还,儿子还代替不了父亲的?我就真的去代替父亲“早请示”“晚汇报”了。
       在革资本主义尾巴时期,我们是菜农,靠卖点私留地的菜,买点盐什么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啊。父亲又望着我笑。我那时只有十来岁,又是老幺(最小的)。你去吧,尾巴割了就散伙。(我想他肯定知道,不够年龄犯罪是不好处理的)
          父亲的吃喝,在我的印象里,是没有吃饱过的,至少没能吃足饱。那时,除了过年,能有什么东西吃啊。我还记得那时的“儿歌”:“肥肉我不喜,瘦肉粘牙齿,我只喜那麻油鐹豆腐子”。这其实是我们讥笑那些没吃的人说的风凉话。哪还挑肥捡瘦的,就是骨头,我们也肯得光光的,好像怕好了狗一样。唯独只有在生产队里吃席或是哪家老了人,父亲是理所当然的“八仙”了,就是抬柩的“八脚”,才能吃足。在席上,剩下的肉,父亲一个人能吃完,喝不完的酒,父亲能一个人喝干。 本文来自非常美文网
       父亲也抽烟,是靠老家自己种的烟叶抽。我还记得,那是我到开会的地方去拣烟屁股,回来剥干净,给父亲抽。
       父亲的穿着,也是不可想象的。父亲照的遗像戴的帽子,还是在家族的大哥那借来照像再送还的。
想起这些,我心不由酸了起来。。。。。。
(五) 没  有  了  的  晚  年
        晚年应该是享受的,可父亲没有。六十年代末,大哥方贤望搞文化大革命,结果革反了,去住“学习班”;二哥石循水,在宜昌“330”工程,也不在家里;我只有十二三岁,刚进初中,真的不懂什么,也做不了什么;母亲本来腿脚不方便,又能做什么呢?父亲多年的超负荷劳作,身体渐渐跨了,说是肺病,后来检查是“肺穿孔”,要很多的钱也不能治好。父亲也就没了那个指望。我还记得:父亲每天要咳很多的浓痰,最后一直到踹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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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父亲因病无钱医治,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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